然而，大汉户部尚书陈廷敬、通商侍郎许淡阳等人坚决反对和台湾开战。

他们认为：“河北久战，民生凋零，田赋衰竭，而我大汉立国不过载，根基尚浅，民多有未服，经久以来，国家财源向以海商为擎天之柱，故若与郑氏交恶，海上兵戈必起，山东、直隶乃至辽东各港商民必然惊惶失据，通商经济，除朝鲜、蒙古外，日本、江南、南洋必断绝往来，若情至于此，恐三军无饷，百官无禄，朝廷将无以治天下矣！……”

因此，他们提出的办法是，关于台湾郑经抢占江苏一事，林汉帝国应当“徐徐图之”，不能冲动，要谨慎，要尽量用外交手段来进行反复交涉，千万不能“逞一时意气而陷朝廷于两难”。

这封奏折由通商侍郎许淡阳执笔，户部尚书陈廷敬、礼部尚书杨名时、山东巡抚汤斌、宁锦巡抚赵申桥等近六十余名四品以上大臣署名，递到了林风的御案上。

两派在朝会上争执得异常激烈，总参谋部和近卫军系统的军官站在一条线上，坚决反对绥靖政策，破口大骂反对文官是“背主之贼，卖国奸臣！”而文官派则暴跳如雷、痛哭流涕，威胁要撞柱子、跳楼，一面大骂军官派“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一面强烈要求林风惩办这些“兵痞无赖”。

林风这时很有些犹豫。郑经和杨起隆不同，相对于那个邪教教主，郑经不论是实力还是名声都要强得多，这几年以来，汉军和台湾一支保持着相当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南一北，政治上相互呼应，情报上相互合作，关系相当不错，虽然近一两年来双方在海商贸易上有了一些矛盾，但也还没有达到发生战争的程度，实际上在林风内心深处，他也是很不愿意和台湾郑经开战，在他的设想之中，他希望当林汉帝国统一大陆之后，再用谈判招降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

实际上，在林风所知道的历史上，台湾郑氏军事集团最后也是在海战失败之后投降了康熙，所以如果一旦当郑经死亡，失去了强势首领的压制，这个由海盗团伙蜕变而来的军事集团很有可能因为内部矛盾尖锐对立最终分崩离析，因此他从来都没有把他们看成一个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

在林风看来，台湾方面的政治立场和林汉帝国非常接近，都是以大汉民族主义为精神支柱整合起来的军事集团，如果康熙没有倒台，他们很有可能站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保持一定的凝聚力，但若是面对持同一政治主张的大汉政府，他们的旗帜和口号就不一定站得住脚。

虽然台湾还扶持了一个什么明朝宗室后裔，但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人会相信郑氏集团还是忠于那个虚无缥缈的前代朝廷，所以，当林汉帝国剿灭伪清残余，消灭吴三桂集团之后，面对林汉帝国这个庞然大物，林风相信，以汪士荣的才干，台湾问题必然兵不血刃。

最重要的是，在林风内心深处，还是对这支昔年汉民族最后的武装力量保持着相当的敬意，能不打内战，那就坚决不能内战。

但是现在的情形却象是给了他当头一棒，台湾郑经这时经过两年多的整合消化之后，显然已经完成了对福建一带的绝对控制权，南拒尚之信、北攻杰书，甚至能够腾出手来窥测江苏，这和林风所知道的那个军事上保守、政治上低调的郑经判若两人。

至于文官派所忧虑畏惧的商业经济危机，林风倒不是什么很放在心上，实际上文官派的这种考虑实在是有些短视：这个世界上哪有因为害怕影响短期贸易而拒绝战争的国家么？林风帝国为什么要进攻江南？除了统一国家义务之外，难道不正是为了出于工商经贸的扩张么？！在一个新的生命孕育喷吐之前，阵痛是在所难免的，也是令人期待的，这不是拒绝战争的理由。

就在北京朝野乱成一团时，湖北杨起隆所部终于完成了汉阳攻城战的最后集结，在汉阳城外的大营里，杨起隆异常高调的接见了帝国钦差，一反平日的卑躬屈膝，傲然不跪，大汉皇帝颁旨钦差、翰林侍讲袁文立勃然大怒，厉声斥责，然话未过三句，杨起隆即拍案而起，帅帐武士蜂拥而上，将颁旨钦差连同他的副使、随同近卫军官兵二十余人全部斩首。翰林学士袁文立大呼“逆贼”，至死骂不绝口。

公元一六八八年九月，农民起义军领袖杨起隆再度起兵，于湖北省汉阳府府城外登基为“大明皇帝”，年号“中兴”，册发妻张氏为后，立第三子杨元洪为储，封部将旁大疤子为“大明都总管大元帅”，之后，即纵兵抢劫汉阳府十一县，犒赏“从龙官兵”。

一路尾随杨起隆之后的瑞克兵团也已攻克襄阳府、宜昌府和荆门州大部县城，将整个鄂北、鄂西北收入大汉版图，闻杨起隆叛汉登基，立即统率大军南下，命令大汉骑兵第七军王进宝所部为先锋，火速进占安陆，步兵第十军王承业所部为左翼、步兵第十二军所部为右翼，军团部携近卫步兵第一军、暂编步兵十五军乘船循汉水前进，同时飞马传令，命令新近投降汉军的原湖北军阀罗盘根所部坚守汉阳、武昌，意图南北夹击，将杨起隆的六万农民起义军歼灭于汉阳地区。

杨起隆所部主力全部集结于湖北汉阳府，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