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本时代其他军阀部队一样，马鹞子的这支部队仍然保留了许多农民军的习惯，其部虽然在西南、西北地区威名赫赫，但就军事制度上讲，和汉军比起来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这支部队说是全军“六万余人”，但实际上能够打仗的最多只有三万人左右，其中约莫六千多骑兵，而且大炮很少。而除了这些战斗兵员之外，剩下的三万多人被分为“老营（军官眷属）”、“粮营（后勤运输）”、“匠营（军事技工）”以及其他幕僚、清客等闲杂人士，外人看来，几乎象是一个独立一体的微型社会，总的说来，这种部队内部凝聚力较强，一旦有战事发生，在短时间之内，几乎可以不借助任何外力，自行独立运作，并且能够保持相当的战斗力，而弱点也显而易见：机体庞大臃肿，运动缓慢，受打击面大，而且因为血缘、宗族、姻亲或行社等原因，内部容易产生各种山头、派系，影响军事动员效率。

在这个时代，伪清所属的大部分绿营汉奸部队都是如此，相对于后世的绿营部队，显然要杂乱得多，然而这也是康熙时代的一大特色，本身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整个伪清殖民政权之中，汉奸阵营也有三六九等之分，其中与八旗殖民军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皇太极时代于关外组建的汉奸八旗，这支部队在长远的侵明战争中得到了熏陶和强化，本身亦被编入正规的八旗野战军，专司步战、炮战，和女真军人没有太多的区别；第二个等级的汉奸部队就是伪清在侵占北京之后，自行收编、组建、训练的绿营汉军，这种部队的成员来源复杂，但大部分都是溃散的明军或者李自成的农民军，老兵不少，且中、低级军官具有相当的军事经验，经伪清政权大力整合之后，战斗力颇为可观；而第三个等级的汉奸部队就是伪清一统北方地区之后，南侵时收编的南明正规军、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军队以及陆续溃散投降的西南孙、李农民军部队。

马鹞子的部队就属于其中第二等级的汉奸部队。本人出身微末，先为反抗明朝压迫的农军起义军，明朝灭亡后又投靠清廷，而清朝初定的战争岁月里，随着起云涌的民族战争节奏，率军于大同反正，而战败后又再次投降，若是历史走到这里就截然而止，那么这员西北悍将或许就得在奴隶营度过他的一生，然而中国政局从来都是如此地华丽多变，当多尔衮死后，伪顺治帝福临亲政，为掌握权力，顺治帝及孝庄后党大肆排挤多尔衮派系军官，伪清军官阵营之中竟然出现了一段小小的真空，而当时华南地区孙可化、李定国、郑成功抗清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无可奈何之下，清廷政府不得不四处搜罗，启用大批不得志军官充实军营，这时的命运出现转机，经过一番活动，他被派往吴三桂所部任职，一方面率军助战加强清军实力，一方面给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参沙子，拉拢吴部铁杆亲清，同时负责监视吴三桂所部动向。

在顺治执政的十数年里，马鹞子一直在吴三桂和清廷这两个鸡蛋上跳舞，因为举措得当，政治态度圆滑，竟然分别取得了顺治和吴三桂的信任，从而在西南进攻李定国以及清缅战争中立下大功，最后自出一部，于平凉镇戍一方，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举足轻重的一个重要砝码。

站在林汉帝国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然而又是值得利用的——实际上在本人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他大多是以这种面目出现，虽然既不甘心，又无可奈何。人生就是如此矛盾，作为一名军人，他要忠诚热血，然而作为一名政客，又必须狡诈多边，如此方能保证跟随他的数万部下活下去。

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高级军官大多数都是如此，他们即是军人又是政客，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之中，充满了愤懑不甘，又总是无可奈何。

整个政治大环境就是如此，将军不懂军事无关紧要，但不通政治就非常危险，所以千年以来，岳飞那样的傻瓜总是极少数。

所以当吴氏南周政权摇摇欲坠时，马鹞子作出了理所应当的选择，汉军方面虽然不信任他，但却很少怀疑过他投降的诚意，这种政治上的默契给双方的军事合作带来了极大便利，当事情败露、四川总督周将王屏藩于川北布防之后，马鹞子所部居然在没有通知西安张勇的情况下，立即对四川栈道发动了攻击，抢占各处险要隘口，而后方与汉军部队接壤处精锐尽还，没有作出任何起码的警戒动作，所以在战争一开始，战争局面就朝好的一面发展，四川南周军队虽然进行了仓促动员，但到底不是一线作战部队，编制、武装以及补给工作迟迟未能得到完善，尽管周将王屏藩做了最大努力，但要散驻四川各处的军队集结运动却不是短时间所能做到的，所以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旬，立功心切的所部动作迅速，成功肃清了入川栈道，并且攻克了川北军事重镇广元，而偏师王吉贞所部也绕大巴山而过，攻克云阳，窥视重庆。

这时大汉西进兵团前部骑兵第七军已经接管西安城防，后续马英骑兵第五军、瑞克近卫步兵第一军正飞马赶来，而张勇所部大汉步兵第七、第十军亦和所部主力汇合于广元，一路开拓、加固入川栈道，整备粮道驿站，同时飞马北京，催促粮秣补给。

因战事仓